手机监听器哪里有卖(让马克龙更换手机号的间谍

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NSO初创于2010年，当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十人团队。他们所研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程序，却令全球智能手机用户闻风丧胆。

飞马软件主要针对苹果系统，同时也可攻击安卓设备。其利用“零日攻击”的特性，无需与用户互动，如点开链接或下载程序等，操控者即可通过如iMessage等渠道发送消息或拨打Whatsapp语音电话，将飞马软件悄无声息地安装到目标手机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安装在错误目标或目标手机不再使用的情况下，操控者也能令软件自行销毁，不留任何痕迹。

一旦手机被飞马侵入，后果不堪设想。被监听人的语音和文字通讯会被全天候监听，通讯录、及各大软件密码、手机GPS定位等隐私信息也将暴露无遗。甚至，手机麦克风会记录被监听人的日常交谈，将这些信息传送到监听者手中。可以说，被飞马入侵的手机，就像是一部移动的监视器，用户的隐私荡然无存。

尽管NSO公司声称飞马软件主要用于利用通信手段监听、打击和非法活动，但一旦流入市场，其用途就变得五花八门。印度用它来巴基斯坦情报并打击克什米尔的分裂势力，匈牙利总理用它来掌握国内的动向，海湾国家则用其监控流亡的“人权活动家”，搜集黑材料用于威胁封口。其中，甚至包括了沙特记者卡舒吉的遭遇。

NSO公司在经营策略上展现了双标的特点。他们将出口飞马软件的决策权交给了以色列，自己只负责技术研发，从而规避了行为带来的政治风险。而以色列则通过出售飞马软件协助解决各国政要的“个人烦恼”，频频在外交上得分。这种合作模式使得NSO公司在短短11年内迅速崛起，从一个靠180万美元投资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拥有500名顶尖科技人员、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信息安全领域霸主。

尽管面临国际政治和舆论的巨大压力，飞马软件依然在政治精英的手机间畅通无阻。甚至，NSO公司的生意愈加红火。这背后离不开一些政治操作的助推。例如，在向印度出口飞马软件后，莫迪成为了以色列立国以来首位访问印度的首脑。NSO公司明令禁止对美国或以色列sim卡手机使用飞马软件，以此规避某些风险。大多数以色列民众并不关心该软件可能涉及的政治问题，反而为本国能制造出如此尖端的产品感到自豪。

今年2月的一则消息打破了这一平静。以色列媒体曝出飞马软件被以色列警方用于监控本国公民。第一个被曝出的受害者是深陷腐败案官司的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以色列检方调查发现内塔尼亚胡曾用物质手段拉拢本国媒体巨头为其做正面报道。而近期却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任职期间，其亲友屡遭警方用飞马等软件监控，包括媒体顾问、财政部负责人甚至其子阿夫内尔都在监听之列。

而一些原本在利益交换中站队内塔尼亚胡的人，如今却被检方利用作为证据来对抗他。这正应了中东地区的古话：“以刀剑伤人者必为刀剑所伤。”当年，内塔尼亚胡通过出售飞马软件协助盟友监控政敌、打压反对派，建立起广泛的朋友圈。如今却遭到同样的手段对待。这一事件不仅让人反思技术如何被用于政治斗争，也警示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必须谨慎行事。随着飞马事件的曝光，以色列政坛掀起轩然大波。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这场风波中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当他得知自己的贪腐指控可能因检方非法使用飞马软件收集证据而被驳回时，他迅速摆出悲愤的姿态，宣称自己“瞠目结舌”，称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黑暗一天”。他的律师团队也立即行动，要求法官中止案件审理，直至对非法监听事件的调查取得新结果。

这一事件让以色列民众感到震惊和恐惧。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飞马软件的受害者名单不断延长，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裔犹太抗议组织的领袖、轮椅协会的负责人、多位市长和商业精英。除了内塔尼亚胡的心腹之外，其他被“飞马”的人并未受到警方或检方的骚扰。尽管如此，不少民众依然感到不安。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哈达萨女士透露了灰色产业和逃税漏税者的存在。当得知警方使用飞马软件监控本国公民时，这些人群“立即炸毛了”，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被飞马软件监控，将无处遁形。与此以色列的媒体和论坛上，人们纷纷讨论防飞马监控的小贴士，仿佛正在集思广益拯救人类。

身边的网络安全专家哈达萨却建议放弃无谓抵抗，因为所有的防控手段在专家眼中都显得“幼稚可笑”。对于大多数普通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在意放弃部分个人隐私以换取生命安全，尤其是那些时刻面临恐怖袭击威胁的人。但他们愤怒的是，警察以安全之外的原因窥探普通国民的隐私，这逾越了他们的底线。

飞马丑闻爆发之际，以色列警察因一系列丑闻已处在风口浪尖上。从辱骂有抑郁症的女孩到对刀伤者的冷漠无视，再到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正在动摇。讽刺的是，警方一直声称由于法律禁止，他们无法有效监控阿拉伯社区的犯罪率，但现在人们发现，原来警察一直在使用飞马软件对本国公民进行监控，只不过是为了政治内斗。这一事件让以色列民众开始质疑在对待他们与对待外部敌人之间的内外有别政策。随着飞马事件的深入发展，以色列政坛和社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在此情况下，总理贝内特立即启动了调查并承诺给民众一个交代。议会内的反对党也威胁要启动解散议会动议。尽管努力应对这一危机，以色列民众对的信心仍然遭受了动摇。长期以来，以色列人一直以内外有别的政策为荣，但在飞马监听事件上，他们开始意识到在眼中，他们与外人已无太大区别。这一事件不仅考验着以色列的执政能力，也对以色列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说小世儿）